苏轼与王安石，谁的书法更上一层楼？

北宋时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明心见性。二人的生平经历、思维起伏展现了封建社会典型的古代士子阶层的悲壮风情。



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因而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锋，也即新旧党争的延伸。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纸本，34.5×199.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苏轼《邂逅帖》
又称《江上帖》，行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王安石更是大为不悦。



▲ 苏轼《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
澄心堂纸本行书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兰千山馆寄藏）


二人时常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比如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 苏轼《罗池庙碑》局部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苏东坡反问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精骨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吗？”王安石听后心中不快，只能勉强解释道：“‘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



▲ 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
书于1091年（元佑六年）行书


苏东坡则说：“鸠字九鸟，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问：“分明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东坡不紧不慢地回答：“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父母，不就是‘九鸟’吗？”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尴尬，因苏轻薄自己而拂袖离去。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



▲ 《天际乌云帖》又称《嵩阳帖》局部
苏轼诗文一章，行书
真迹曾由明代项元汴收藏清归翁方纲
共三十六行，计三百零七个字。藏处不详


又一次，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觉，苏东坡见书桌上有两句王安石的《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认为菊花最终枯焦而不落瓣，便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看到秋风中吹落的满地菊花才明白是自己未实证而想当然。



▲ 苏东坡《祷雨帖》又称《颖州祈雨诗帖》局部
苏东坡自署书于元祐六年(公元1091)
纸本29× 120cm，诗文二则，行书
今不知藏所


又有一次，苏东坡被贬海南时，王安石为其饯行，王赋诗曰：“明月当空叫，五狗卧花心”，苏东坡却信手改成：“明月当空照，五狗卧花阴”。后来苏东坡在海南儋州时方知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和一种叫“五狗卧”的花，他才恍然大悟。


苏东坡和王安石虽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毕竟以其文斗为主。随着时光的流逝，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清醒之后都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争斗的主因。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



▲苏轼《尊丈帖》
约书于109年（元祐八年）


在政见方面，王安石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王安石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对苏东坡《表忠观碑》一文大为赞赏，兴致勃勃地次韵苏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


而苏东坡于元丰三年（1084年）途经江宁，深为《字说》一事当面讥笑王安石而感到内疚，专程拜访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阂。已经下野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东坡到了江宁后，也是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一头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去会苏东坡。



▲ 王安石《过从帖》
纸本行书 26×32.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交谈中，苏东坡对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先说那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


东坡接着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地说：“我一定要面见皇上陈述！”并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随后，两人又谈论诗文，苏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也自诵其诗，请苏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苏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



▲ 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
纸本　29.9×119cm
上海博物馆藏


苏东坡在江宁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苏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赞赏并感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及此之二句！”


王安石送走苏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此精典之述，实是二大文才风起云涌之写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