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人徐晓刚编纂的《杨维桢志》，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稿几乎凝聚了徐晓刚最近六七年来的全部时间和心血。
“浙江古籍出版社去年出版了由著名学者邹志方先生点校整理的四卷本《杨维桢集》，今年又适时推出这部有厚度有价值的杨维桢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作，确是国内学界对于杨维桢研究取得的新成果，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的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寿勤泽说。
还原一代艺术名家的鲜明形象
杨维桢是“诸暨三贤”之一，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抱遗老人、东维子等。元成宗元贞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297年1月19日），出生于诸暨全堂（今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读书于铁崖山“万卷楼”，攻学无寒暑，通经史百家，以《春秋》经学中泰定四年（1327）进士。初授承事郎、天台县尹，任江浙行省乡试考官，调钱清场盐司令。相继丁外内艰，服满后未能补阕，在杭州、长兴、苏州、松江等地授徒八年。至正十年（1351）底，任杭州税课提举司副提举，升承务郎、权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调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建德陷落后回到杭州，再任江浙行省乡试考官，升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因南昌已陷而“弃官”不赴。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应邀赴松江府学教授诸生。明洪武三年（1370）正月，应召抵京，仅留百日，因肺疾而返回松江。同年五月二十五日（1370年6月19日）在松江去世，葬于干山东麓。
杨维桢于文学、艺术、历史等诸多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是通才型的一代巨匠。其诗歌创作，探求艺术本质而追唐溯汉，反对“主理尚意”而挑战时风，开创了引领风气的“铁雅诗派”。其散文则平实雅正，不迂不涩，内涵丰富而又文简意畅。其辞赋多有心迹的表露，不图藻饰，存世作品最多。其史论立足“《春秋》大法”，《正统辩》是历史学的重要论著之一。其书法率真不羁，张扬个性，历来不乏肯定的声音，在当今则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和喜爱。存世的杨维桢著述主要有《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六卷、《杨铁崖先生文集》十一卷、《铁崖先生诗集》十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补》六卷、《东维子集》十三卷、《丽则遗音》四卷、《铁崖赋稿》二卷、《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铁崖文集》五卷、《铁崖漫稿》五卷、《史义拾遗》二卷等。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杨维桢孤傲倔强、磊落不羁。他的《铁崖先生古乐府》，被张雨誉为“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评价极高。
徐晓刚编纂的《杨维桢志》一书，通过大量原始文献的梳理归类，还原了一位文化史上艺术名家大师的鲜明形象。同时，也通过大量与杨维桢相互关联的重大文化活动、重要学界名人的文献钩稽，解读了那个时代文学史、艺术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关键细节。
《杨维桢志》共分“传记篇”“版本篇”“书画篇”“述评篇”四部分。“传记篇”选录了元明清三代各类著述中的杨维桢传记性材料，附录与杨维桢相关的几个专题性介绍；“版本篇”介绍了杨维桢著述存世的主要版本和部分总集、丛书中的杨维桢作品；“书画篇”介绍了杨维桢书法、绘画存世的主要作品；“述评篇”选录了古人著述中对杨维桢其人、其作品的记述和评论，以诗话、笔记类为主。此书对与杨维桢相关的每一条文献资料，既有清晰的书影呈现，又有细致的文字描述，图真文达，相得益彰。
尽可能寻根溯源地搜集原始材料
徐晓刚认为，研究古人，其首要的工作是筑好扎实的史料基础，要把学问做“实”，这是唯一的途径。相对来说，关于杨维桢的材料比较丰富，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杨维桢身上的看点比较多，后人比较乐于说道他；再是杨维桢本身“史”的意识很强，写文章不喜欢多说空话套话，而喜欢交代背景，所以他的许多文章，都有史实在里面。
“《杨维桢志》这部书中，分量最重的一块是历代人所写的种种杨维桢传记，以及散见于各种诗话、笔记等类著述中关于杨维桢的文字。之所以要把这些材料尽量多地搜集到一起，是由于这些东西真可谓五花八门，杨维桢非常有幸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徐晓刚认为，“搞文史研究，不抄古文献是做不到的，而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都看一看、品一品，就不会见到什么就抄什么了。热饭好吃，冷饭做成蛋炒饭也蛮好吃的，而蛋炒饭冷了再加热就没味道了。这里，把这三种饭都摆上了桌面，目的在于可供鉴别、选择，不至于饥不择食。”
一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寿勤泽在该书序中说道，徐晓刚对杨维桢研究所持的是严谨的态度与独到的见解，对家乡故土的历史文脉作了独具匠心的梳理，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结撰出这部有分量的书稿，它所体现出来的沉着和严谨，值得更广泛的读者去细读慢品。
《杨维桢传稿》已完成初稿
《杨维桢志》完稿后，徐晓刚又将精力放在了《杨维桢传稿》的撰写上。该书是《杨维桢志》的后继之作，是一部完整、立体地反映杨维桢一生的长篇传记，目前已完成初稿。
徐晓刚认为，学术界对杨维桢的研究，可谓不温不火。纵向来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邹志方《杨维桢诗集》、孙小力《杨维祯年谱》、黄仁生《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等为代表，杨维桢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最近，邹志方《杨维桢集》和孙小力《杨维桢全集校笺》的相继出版，更是可喜的成果。横向来看，杨维桢研究相对比较冷清，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虽然也出现了一批涉及杨维桢诸多方面的论著、论文，但不无跑冷门的味道，论述本身的深入性和独到性还略显不足，讨论的氛围则尚未形成。
“杨维桢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究竟有多高，分量有多重，这可以而且应该有各见。但无论怎样，假如是由于研究不够而跳过他，那是不应该的。同时，不少论著、论文、工具书当中，仍在不断地沿袭着前人的一些错误说法，则只会留下遗憾。”
所以这六七年来，徐晓刚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杨维桢身上，先是用旁搜远绍的办法，尽可能多地搜罗杨维桢的相关材料，经过逐一梳理、解读，编纂了《杨维桢志》。在将此书交付出版社并基本走完技术流程之后，他又把精力用在了这部《杨维桢传稿》的写作上。
“我想通过这本书，能完整、立体地反映杨维桢的一生，在注重学术严谨的前提下，增加可读性，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徐晓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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