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公元1964年11月10日晚8时8分，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按照中国传统纪年，享年八十六岁。三个月前，右老住进医院，缠绵病榻。两年前，写下《望大陆》诗一首，冥冥中为他的后事作准备。与其说是诗的遗嘱，不如说是他晚年最难以忘怀的事情——故土。思念之情浓烈，诗思气度排山倒海。
右老出生在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的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公元为1879年4月11日，在农历则为己卯，属兔，亦为大清光绪五年。其生母是甘肃静宁县人，逃荒至陕西，嫁给于文宝。右老不满两岁，生母即撒手人寰，临终前将右老托付他的伯母房氏。房氏娘家人口众多，还算有个照应。实际上，右老是在准姥姥家或者说准舅舅家成长的，直至11岁回三原念书。望子成龙是每个母亲的希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房氏教育后代的独门绝技——据《于右任传》说，右老偶有过失或有荒废学业的迹象，伯母都会郁郁寡欢，并不责备，迫使右老让伯母高兴起来而发愤。多年以后，右老作《牧羊儿自述》还不能忘记他实际的母亲：“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之。”
诗人注定了要面对世间的很多悖论与变数——诗思的喷涌，诗情的凝结，都在这悖论与变数中得到有效的催化，成为诗人而言志，无论多么得志与不得志，都会出现与原来志向相左的结局。“写字是为最快乐的事”，然而，他又不能总是快乐。
这篇小文是在说书法家于右任。我们很快会发现，右老与众多的书法家不同。书法家多爱诗，大多也会作诗，不会作诗也可以抄诗。比如，我们篇首所引的《望大陆》，是右老自作诗并有书法传世，为国人所熟悉，并感念之。怀念故土，所谓落叶归根，是游子生前的强烈愿望。然而，右老之怀念故土，又非仅仅是一己之私情——怀念故乡。以诗人、书法家概括于右任，似乎简单了些。那么，他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不复杂，他给大人物写过一副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构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目标。
热衷于政治而又以书法名世不肯让人，在颜真卿后恐怕要推于右任了。颜真卿祖籍山东琅琊，后迁居京兆万年县。于右任所居三原与京兆相去不远，可算作老乡了。他的这位唐朝老乡一心想建功立业，一心想辅佐君王。到了举家无粥可食靠乞米度日的时候，也没有忘了守政，多次遭贬谪外放而忠心可鉴。于右任晚年凄凉，据说很穷，连镶牙的钱也没有，菜金往往也要“告贷”维持。即以如此的经济状况，还写下了《望大陆》诗一首，真的不可思议，也是他一生从政难以想象的。更为悖论的是，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何以又让他远离故土，不得不以诗的形式怀念之。这哪里是他的初衷呢！
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牧羊少年，为世人称之为西北奇才的于伯循——预谋刺杀慈禧太后。于右任进西安陕西中学堂，是为公元1900年，岁在庚子，鼠年，右老仅仅二十二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即选择陕西中学堂驻跸。善于讲究排场的慈禧太后在慌不择路狼狈困境中依然铺排，让这个青年很是恼怒。他认为国家如此狼狈不堪，刺杀了慈禧让光绪皇帝变法就可以救国。于是，给当时的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要求岑巡抚“手刃西太后”。若不是同学王麟生苦劝，历史将会是另一个面目。而这公元的1900年，三岁的林散之老人患中耳炎致使微聋并遗疾终生；沙孟海则刚刚出生。日本国河井荃庐手拿橄榄枝执弟子礼拜谒五十七岁的吴昌硕。四十三岁的康南海有为先生逃到新加坡，住槟榔屿总督府躲避缉拿。
列强横冲，国亦羸弱，如何救中国？这恐怕是清末有志之士凝结起来的当务之急。
在于右任的性格中，千回百转悱恻迂回，那不是他。做什么都要明目张胆，都要大张旗鼓，都要赤裸裸。他的思想形成，与他的诗分不开。尽管他作了很多反清的诗，也许因为懂诗的人少，或者说二十几岁的右老太不知名，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反倒是一张相片，让他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右老脱去上衣，披头散发光着膀子右手提着一把刀。三原县令据此与《半哭半笑楼诗草》一起，密报陕甘总督：于右任是革命党，削去举人并缉捕归案。
其时，右老年纪轻轻，已经是商州中学堂的监督了。光绪三十年，春闱会试在开封。右老等于是“晋京赶考”，密报业已得到批准。批复的电文几经转折，到了三原，右老已经到了开封。待到缉捕人员到了开封，右老已经扮作司炉，到了汉口又乘轮前往上海，到得南京潜行登岸，遥拜孝陵。诗《孝陵》一首曰：“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上海，这个洋人最早集聚的地方，右老受到新思维的影响在所难免。经人介绍，化名刘学裕进入震旦学院学习。这是右老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他认识了我国早期的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并且成为亦师亦友的至交。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震旦学院，开学一年多之后，因法国教会势力干预学校教务，篡夺校政，以于右任为首的绝大部分同学愤然退学。之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为监督，于右任为马相伯的书记兼授国文。“复旦”二字则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据记载，舜将禅让给禹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由震旦到复旦，右老也从学生到了当老师，于右任成了现代中国最早的教育家。
公元1906年，于右任二十八岁，即东渡日本到达东京，11月13日与孙中山晤谈，并正式加入同盟会，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于右任职业政治家的发端。其后创办《神州》、《民呼》、《民立》、《民吁》诸报；成为孙中山时期的中华民国交通次长，又做靖国军总司令，再参选副总统而为监察院院长……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身份就确定了。刘昌平先生在《于右任传》那本书的序言里，言功勋、言办报、言教育、言诗文，就是不言书法，传记的作者许有成先生亦有详尽的描述，构成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丰满形象。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于右任是大才者。这所谓的大才，不是他为职业政治家的缘故，是站在书法家于右任这方面看的。书法这东西是不是需要专业，就是一生什么也不干，或者说什么也干不了，就要伺候笔墨。一个人的学问与才能，在书法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断言书法不能职业化专门化，当然有更多的例子，比如书圣王羲之、比如宗师颜真卿、巨匠赵孟頫、领军尚意书法的苏轼等等等等。但是，专业书家也并不是没有，而现在的趋势是，书法的专业化已经成为主体格局。
讨论这些问题，需要专文，我们现在来试着剖析右老的书法艺术。
纵观右老书法，可粗略分为两个部分：以大字魏碑体为首的行书和以小草为基础的草书。细分的话，还可以将《标准草书》从小草中分割开来。因为《标准草书》与右老形成自己风格的草书还不是一码事：共收集了东汉末年起到清代154位书家的字迹作为母体的1027个字，以千字文内容为书写对象。这里有王羲之223字、释怀素136字，其余各家不超过一百字。在草书传统中，有集《王羲之草书诀》，此本即根据古帖《草诀歌》影印；还有一本为明代韩道亨著《草诀百韵歌》，书写内容与《草书诀》略有差别。清·王世镗《稿诀集字》分缕条细，又有楷书释文，也为书界所熟知。
那么，右老到底要干什么呢？“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原来右老的初衷，是要实用，等于是要普及草书。这与右老“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理念相一致，右老的理念贯穿他的一生。公元1932年，右老五十四岁，即发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公元1936年，《标准草书》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出版，正试与读者见面，之后共修订了九次。手中有一本，为上海书店出版，可以窥见右老于草书所下工夫之全貌。关于草书，粗略分之，为章草、今草、狂草。右老喜欢草书，对此所下的工夫，非一般草书家所能比拟。他学草书，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草书普及，这太难了。在汉语使用现行拉丁化拼音方案之前，还有一套拼音法，像是文字的部首，已经记不得几个了。即使普及汉语使之全民精通，也是件难事，何况是普及草书。有个文化学者据此说，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想普及草书只是个人良好的初衷，言外之意是《标准草书》没有什么价值。即以我“没有书法中人涉书法之深”的理解，于右任功莫大焉。无论张芝、张旭、怀素也好，王羲之、王铎也罢，他们的草书形态各异，然而，读了释文就会明白，草书还是有它的内在规范的。当然，草书普及是不可能的，就是专门的草书家，所作草书，若是基本笔画都能够基本符合草书规范，已经不错了，何况书法之外的人乎！
右老行成自己风格的草书，与历史上所有的草书家都有区别，即能省的笔画，一定会省略，又不会让你读他的草书一脸的茫然。即使是偶有看不明白之处，仔细分辨，也会有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右老草书的举重若轻，来自他对草书的烂熟于心。学者若是不慎察而蹈其皮相临摹，一定会出现散漫之疾，是学于书不得不察的。
右老又是碑学大师，收集碑石众多，所收碑石中，东汉蔡邕所书丹《喜平石径》尤其珍贵。毫无疑问，右老的另一种书法形态是行、楷书，即是魏碑体书法部分。魏碑刻石，以《龙门二十品》被世人奉为圭臬。碑学兴盛的年代，一窝蜂的学刀痕，写的字歪歪扭扭，仿佛扛着泰山般沉重。尤其捺脚，写得像是只伸出来没有洗干净的脚丫子一般。诚如沙翁所说，“以柔软的毛笔去摹习方俊的刀痕”，显然弊端多多。据沙孟海考订，即以狂炒的《龙门二十品》而言，写手高而刻手也高的并不多，大多是写得好而刻得不好或者写得不好刻得也不好，甚至根本没有书丹直接刻石，乱凿一通，如何便通通叫好。
右老之魏碑功底，可在1927年撰文书丹的《佩兰女士墓志铭》看到端倪。整饬大方，并非仅仅临摹魏碑，甚至还带有赵孟頫的温柔敦厚。尤其是右老的大字楹榜，写得落落大方，历史上如此潇洒的魏碑，恐怕只有右老了。他将魏碑行书化，又糅合了楷书的意趣，真的是碑帖结合了，让那些嚷着自己的书法是碑帖结合的书家，不免显得假惺惺而辛苦万状。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以赵之谦和于右任类似的书法作比较，从外部特征就可以看到，赵之谦写魏碑辛辛苦苦，于右任写魏碑举重若轻，这就是我们称赞于右任的非理论化的原因所在。
不要误会，以为我贬斥赵之谦而抬高于右任。赵之谦有一幅楷书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尽管他说这是受别人之嘱书的，谦虚地说仅仅可以粘壁，并非自我标许，我们还是认为这里肯定有银子。可见，成为赵之谦也非易事，他是有学问的，也非可等闲视之。在碑学上，我对赵之谦碑学的高明处择机会另行文。在此小文中，我欣赏邱振中教授对赵之谦的评价：“赵之谦对笔法的驾驭能力是不能否认的……过于强烈的创作意识几乎使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完全变成一位匠人，而他真正的艺术才能却只有在远离艺术的场合中展现。”
这个观点颇和我意。其实还不仅仅是赵之谦，其他书家也多有此等状况。即以书学史论，传世高古之法书，也莫不是如此。我在其它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非书法的故意”。但是，从案上观到壁上观，毕竟是趋势。再乞米的话用无线电话了，想得到颜真卿们的乞米帖已经是非分之想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态呢？来路不一样，赵之谦崇尚碑学而不能自拔，于右任崇尚碑学而可以从另一面看待它，即参照帖学，与历代非魏碑大家相比较而又避免再度孱弱。更为其他碑学家不能到处，则在于右老曾经作标准草书。他没有误入碑学的白虎堂，是他在碑学的庭院里转悠了很久，爱之，察之，收集之，考之，辨之，再予以化解之。其实所谓碑学，我们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北碑，或者具体到魏碑。依我愚目看，若是辛辛苦苦分辨写手高低，千辛万苦从刀痕中寻找毛笔的运动，还不如直接到李邕的《麓山寺碑》里查看呢！虽然欧阳永叔说邕书未必独然，可是毕竟然也！这是另一个话题。右老之重视北碑，还不仅仅为了书法，拯救文物为民族效力，是其“匹夫有责”式的信念。即以前文所说的《熹平石径》，花费银两几千。只此一项，即为功德无量，何况，右老收集颇丰呢！
于右任成为书法大师，到底归于他的天赋，还是勤勉？还是他的学问，亦或是不凡的生命轨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总觉得唐以后的书法缺了点什么，邱教授说是那点匠气。这很难有统一的说法。台湾的于大成先生说长峰羊毫不能使用，使用了长峰羊毫书法会很糟糕。可是，林散之就用长峰羊毫写出了那等字。而沙孟海则一般用短锋，在书写的过程中，笔锋烂叽叽四处开叉，依然义无反顾地写下去，写出了浑然法书。而于右任则是在黑白分明的两极挥洒，标准草书或者归结到他的草书，与北碑行书创作肯定不是一样的用笔，在他那里并没有水火不相容。这就是右老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所在。
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他重重地挥一挥手走了。苍松翠柏环绕，高山之巅，一位巨人在望大陆。何时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灵柩在礼炮五声中起航，与他的发妻合葬于三原。起码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瞻仰右老的书作的同时，在心中响起那隆隆的炮声：一则为功勋，一则为教育，一则为新闻，一则为诗文，一则为书法。中华赤子于右任还没有安息，他的情深意切的诗所言之志还在飘荡，终究会有一天，我们在晚风中低回惋唱：右老你回来了，伏惟尚飨！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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