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公元？–约一九二年），字伯英，东汉大书法家，人称之为“草圣”。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安西县东）人。对张芝的籍贯，在《后汉书·张奂传》中说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差，错传一千多年。经清人钱大昕考证，系敦煌渊泉人，渊泉为敦煌郡所司六个县中一个县。
有关张芝的史料很少，《后汉书·张奂传》仅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西晋书法家卫恒（公元？–二九一年）著《四体书势》，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皆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韦仲将韦诞（一七九–二五二年），三国魏光禄大夫，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认为：“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说明张芝虽以杜、崔为师，但后来居上，“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唐开元时著名书法家和评论家张怀瓘，在其名著《断书》这部中国书法史上杰出的专著中有数百字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张芝，其他历代书法家大都引用和认同韦诞、卫恒、张怀瓘、孙过庭等人的论述，张芝草圣的地位自此就赫然屹立于华夏书坛之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从中国书法史发展轨迹看，从甲骨文到篆成熟于秦，始出隶体，西汉隶书盛行，但已有草书，可谓篆、隶、草、行、真各体具备，但此时行竺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带有隶意的章草都已不能满足人们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代之而兴的是书写起来快捷而流美的“今草”，社会上形成了“草书热”。张芝从民间和杜、崔那里汲取了草书的艺术精萃，创造了跨时代的大草，即有别于章草的“一笔书”，当时亦称“今草”，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张芝的“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虽合，数意兼包，若县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露”；“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张怀瓘《书断》语）
张芝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被誉为中国书圣的王羲之，中年就师承张芝，推崇张芝，自认为草书不如张芝。狂草大师怀素也自谓草书得于”二张”（张芝、张旭）。草书大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一生是将张芝的草书作为蓝本的，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中国书法史告诉我们，”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涌现了韦诞、卫瓘、索靖、卫恒等这些传于书坛的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师，他们的师承都导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见马世晓《张芝创“一笔书”辨及”冠军帖”的审美新探》一文）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客观的评价。
张芝获得“草圣”的殊荣绝非偶然，这同他的处世哲学和治学态度有密切关系。张芝出身名门，其父张奂为汉代名臣，“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断书》）张芝“有道”而受到朝廷赏识，下诏求贤，令其作官，而他却不屑一顾，甘作布衣，这种不贪高官厚禄洁身自爱的思想境界，令人钦佩。张芝刻苦学习书艺以至如醉如痴的精神也令人叫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卫恒《四体书势》）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对《张芝墨池》的记载：“张芝于此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因王羲之《番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佛及也。’”《敦煌古迹廿咏》中有一首《墨池咏》赞道 ：“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圣草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张芝正是这样苦苦求索勤奋努力，才攀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其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草圣。张芝的墨迹见《淳化阁帖》，收有五帖三十八行。张芝著有《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张芝还是一位制造毛笔的专家。
张芝季弟张昶，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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