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介绍
杨守敬(1839.6.2-1915.1.9)，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书法要变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七次会试
杨守敬中举后，陆续七次赴京会试。
第一次是中举后的第二年即1863年，这次虽未考中，但结识了许多有学问的先生，如陈一山、潘孺初、邓铁香等人，在与他们交往中，增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他还利用这次进京的机会，买了一车未曾见到过的好书。
第二次会试是1865年，正月抵都，住荆州会馆。这时张文襄（之洞）为翰林，提倡风雅，大会天下名流于城南陶然亭。杨守敬与陈一山都列在其中，杨守敬淡泊名利，不爱标榜自己，认为张之洞意在标榜，决意不赴。三月会试，荐而不售。是时都中朋友，都劝他留京，他也认为都中人文渊薮，乐于赏奇析疑，为学问进步，并非为他日发迹。这时他已摈除时文于计外了。四月，考取景山官学教习，住铁香家。铁香告假归粤，他便借东革厂胡词的太平会馆为学堂教书，每天散学后，徒步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从东草厂到琉璃厂有三四里路，回住地时，已是夜深人静，街上没有行人了。
第三次会试是1868年，杨守敬30岁，仍荐而不售。是科首题为“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二句。他写的文章仅300余字，出示给同人看后都为之惊服，以元许之。蕲州黄云鹤（翔云）、武昌范鹤生（鸣和）两先生见了他的文章，叹为高古绝伦。蒋先生极力向总裁推荐，并说：我房中只取他一人，亦所情愿。旗总裁的答复是，若湖北还有一人，可以换，否则不能换。蒋先生复查房中准备录取的卷子只有杨守敬一人，便被裁了下来未取。发榜后，所取许多进主要拜见蒋先生，蒋先生都推迟在第二天，却先去拜访杨守敬。杨守敬为此深感不安，想推辞走开去，先生感慨道：‘你的文章，非绩学有素，何能有此！你我二人当为文友，我哪敢妄为你师，将你当学生看待呢！那些学生都揣摩时势，不求真谛，一昧迎合，因而得利，哪能与你相提并论”！黄云鹤先生常常挟着杨守敬的落卷到酒馆，出示给别人看，并忿忿不平地说：“湖北今年有这样的落卷”！人们看后都大为惋惜。他没有为此懊恼，而是专心致志地做他的学问，抓紧在人才荟萃的都城，与有学问的先生切磋，如与潘孺初（存）交往甚为密切，凡学问流派作文习字，都得到潘先生很大的帮助。
第四次会试在1871年，住铁香家。二月到京，三月入场，首题为‘信近于义”一章，房师为吉林伯都纳厅（今扶余县）的于荫霖（次棠）。他阅卷后，极力推荐杨守敬，认为杨守敬为三场一律，非绩学之土不能及。但是榜发下来，仍不中。次棠先生很爱才，为杨守敬深深惋惜，并想留他在京，就其家教。但杨守敬因家计艰难，决意不肯留下执教。仍抓住在京停留的时机，抓紧积累研究资料，多方搜求汉魏六朝金石文字成套，缺后魏卢无忌的《修太公庙碑》，由京返家时路过汲县，发现路旁有太公庙，碑立在庙前田中。车到站后，杨守敬独自携毡墨步行数里，找到太公庙碑，借助月光拓下，回到店时，同行的人都已鼾睡，到了第二天大家才知道。此事黄云鹤知道后，很钦佩杨守敬之举，并记录载入文集中。
第五次会试是1874年，仍住铁香家，榜发仍不中。他借此会见了许多学者，例如钱塘的谭仲修、山阴的李慈铭、桐庐的袁爽秋、还有原来就很有交往的潘孺初、邓铁香、陈一山等聚在一起，饮酒吟诗做文章，倒是很有乐趣。这次在京住了一年多，直到1875年农历七月，因得家信祖母生病，才同何子峨一起离京。到了天津，何子峨遍告天津商人，说杨守敬善书，不到半月就得润金百五十元。这时天津渐渐凉起来，到了秋冬季节，海上的风大，准备迅速返回。不料，大津友人及何子峨致书上海同乡，介绍杨守敬的学问和书法，因此上海欢迎他去。杨守敬这时第一次坐船，友人都劝他坐官舱，使搭大沽轮船。一上船，就碰见江陵的郑半香和郑士灼两兄弟，他们坐在前舱，杨守敬坐在后舱左边。到出海口，左边因太阳照得很热，使移到右边。这天夜里，霹雳一声，惊醒杨守敬，床前有船头直冲而入，离他不过几尺远，海水涌入，是司船不慎，而与别人的船相撞，幸好离岸不远，船停洲上，船上的人移到武昌轮船中。这时郑氏兄弟来看杨守敬，都啧舌惊叹不已；若不是从左边移到右边，那就被撞得粉身碎骨了。同船的人都说杨守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到了上海，遇见龚孝橙，此人系段苦膺的外孙，学问怪僻，颇有新解，虽对外祖有微辞，而深服杨守敬金石之博，十分羡慕，并想购买。杨守敬所携碑版，盈箱累箦，便满足了龚孝橙的要求。
第六次会试是1880年，住广东东莞进士黄燮云家，每天与黄先生携笔墨到琉璃厂各帖店抄集帖目录，又访收藏家补其缺，两人情投意合，便联为姻娅，将三女许其子志孚。三月会试，首题为“吾与回言终日”一章。在场中与麻城袁玉谷联号，袁以时艺名家为汉阳教谕，坚决要阅杨守敬的文稿，一见就非常欣赏，大加赞扬道：‘名下无虚士，不意时文亦精能如此”。出场后，则同乡诸先达都能背诵杨守敬的入手二比，是袁玉谷记下给他们传抄的。新建的许仙屏见后，以会元相许。榜发仍不中。据说考场中见杨守敬卷的人，也拟元中，但检三场策卷不得，而没有上榜。杨守敬知道以后叹息道：“岂非命也耶？”
第七次会试是1886年，年已48岁。此时正在黄冈任教谕，正月招熊会贞（崮芝）来黄冈教授三儿读书。二月又入都应会试，仍不中。四月即归，乃与崮芝同起草《隋书地理志考证》。从此，杨守敬绝了科举之念，潜心著述。
杨守敬会试尚未结束，便接到东渡扶桑的一纸召书。
1919年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打响，杨守敬为避兵乱，暂时移居上海虹口，此时他已73岁了。这个时候日本有一位书法家水野元直专程从日本赶来向他学习书法，求其指示学书门径。杨守敬为之写了《学书迩言》，分《自序》《绪论》《评碑》《评帖》《评书》《后记》六个部分，集中体现了杨守敬对书法的见解，更体现出他对书法研究的深度。
杨守敬书法年表
杨守敬一辈子以摹《碑》为好，并非溢美之辞。他留下的脚印：
18岁(1856年)工小楷；
24岁(1862年)与陈一山金石志同道合；
25岁(1863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导，月下拓《修太公庙碑》；
27岁(1865年)到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邓铁香金石之好；
28岁(1866年)希望皆绝，专，心金石；
29岁(1867年)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提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批评“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杨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过之见“庙有碑”，乃令车先行觅居，自携毡拓之具往拓。碑西向，约高五尺。适风燥，他所持之纸又厚，干即起，不能施墨。自日暮至二更向尽，仅得一纸。乃乘夜独持以归。抵店则同行者皆鼾矣。而杨守敬犹挑灯伸纸，摩挲不已，不复知其苦；
30岁(1868年)潘存指教杨守敬摹《郑文公碑》，知学碑从“六朝真：口之祖”人手，“绝少流弊”；
31岁(1869)年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干种；
34岁(1872年)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进十；翻刻成集，认为以双钩之法最善，钩摹之精能存其神采；
37岁(1875年)携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龚孝恭深服杨氏金石之博；
39岁(1877年)，辑《楷法溯源》成，编《元押》一书，嗜印章者，竞羡秦汉，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尚有魏晋遗意，杨守敬因其易得而编之；
40岁(1878年)与小夫人龚氏及长子必钧(道承)携《楷法溯源》版去武昌卖书；
41岁(1879年)在武昌为倪模刻《古今钱略》；
44岁(1882年)在日本，碑版古钱印“以有易无”，与日本汉学书法家沦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寰宇贞打图》，此为治文史、艺术者重要藏书；
58岁(1896年)为奋战台湾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铭；
65岁(1903年)刻《壬癸金石跋》，杨守敬碑学获“屹海内南北两大家”之誉(北为李葆恂)；
66岁(1904年)《古泉薮》十六册集成，《飞清阁钱谱》稿成；
68岁(1906年)、69岁、71岁、72岁、74岁(1912年)在金陵、上海跋《碑》数十百通。以上足以说明杨守敬毕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为随搜随刻随印随售的著作，故同一本书，别有名称：《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激素飞清阁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续集二集》。
仔细捡阅，发现杨守敬因资力“不及”，而有的是朋友借其藏本雕刻，有的是多位学者跋记，有的是“好事君子邮寄”，有的是杨“不惮竭续刻”，他的指导思想是这些东西“将来闪罕见珍”，所以要“《志》以告人”。
杨守敬以史证碑或以碑证史的考旺，在他的代表作《水经注疏》中犹见具甚，他还重视闷际《碑》学文化渊源的研究，如《日本题名残碑》、西田直养《日本金石年表》，评“日本所千年以上，所见以数千计”石刻“最为高占，神似颜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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