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雍乾这个时期，出了不少有名的汉人重臣，像张英、张廷玉、陈廷敬、刘统勋以及后来的刘墉、纪晓岚等，还有一位三朝元老，受到三位帝王的信任，并最终成为了乾隆最尊敬的帝师，此人就是朱轼。

朱轼这个名字听起来怕是有些陌生，在《雍正王朝》中也从未出现过。他是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中进士。和很多重臣相比，朱轼并没有留任京城，进入翰林院，而是到了湖北潜江做了知县。

朱轼在地方为官十余年，多年的政绩使他的才华得到朝廷的认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朱轼调回京城，授刑部主事，累迁至郎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委派朱轼为陕西学政。

朱轼并不仅仅是政治家，他还是经学家、文学家，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他所著的《易春秋详解》、《周礼注解》、《历代名臣传》等，至今在我国文史学术界影响很大。因此，康熙派他到陕西担任学政还是人尽其用的。

康熙五十七年（1717年），朱轼被授予浙江巡抚。在巡抚任内，朱轼把“清吏治，正风俗”作为第一要务。在他的任期内，为浙江人民做了件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好事，那就是兴修海塘，当时人言“朱轼所修不塌”，他当年所修的海堤一直使用到1949年以后，可见其牢固程度。

雍正皇帝即位以后，朱轼被调回京城并委以重任。在康熙年间表现出的才华、在大臣中建立的威信，使得朱轼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雍正二年（1724年）朱轼升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协同雍正帝大力整顿吏治。

朱轼得到皇帝的信任并不是完全由于他的才干，雍正信任朱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认真与正直，雍正很明白朱轼就是那种很难得的敢于说真话的人。

雍正登基以后，朝中大臣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也就是所谓的密折制。大臣孙嘉淦在上疏中，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正指到雍正的隐晦处，故而雍正看后十分生气，愤怒之下就召集朝中大臣传阅，并且说“翰林院岂容此狂生耶？”

大臣面对雍正龙威，没有一个敢说话，这时候只有朱轼说了一句：“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想了想，如果把孙嘉淦赶出翰林院，就隐隐暗示自己不能从谏如流，况且孙嘉淦说的也有道理，于是良久之后终于笑着说：“朕亦且服其胆。”孙嘉淦后来没有受罚，反而还升了官，而朱轼则更为雍正所看重。

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的时候，朱轼就被任命为弘历的老师，并封太子太保。雍正为弘历选择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前后有十余人之多，其中最重要也是对弘历影响最大的就是朱轼。

一如朱轼为人为官一贯的严禁作风，他对弘历的要求很严，以至于雍正有时都觉得有些过头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弘历是皇子，不管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以后都是要当王的。

然而，朱轼并没有顺势而下，而是很严肃的说“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弘历登基以后，对这位严格教育他的老师特别感激，他曾经在诗序中说“从朱轼学十余年，所获最多”。

在乾隆即位当年，下诏命大学士朱轼、鄂尔泰、张廷玉、左都御史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或许正是想起了朱轼当年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乾隆帝告谕皇子：“师傅之教，当听受无遗”，看来是体会了朱轼当年的一片苦心。

朱轼不但培养出了乾隆皇帝这一文武兼备的杰出人才，而且在振兴一代文风、严格科举制度、兴办各类书院、选拔优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经他一手提拔推荐的沈近思、蓝鼎元、陈仪、李徽、朱跬等，都是难得的堪当大任的人才。

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朱轼病重，乾隆亲自去探视，朱轼勉强穿上朝服，让儿子搀扶着到户外迎接。第二天，这位历经三朝的元老重臣走完了他生命的道路。

临终之际，还还不忘对他的学生、年轻的乾隆皇帝作最后的教导：“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之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查其心迹而进退之。”

朱轼死后，乾隆亲临致奠，发内帑治丧，赐祭葬，谥文端。乾隆又御赐他“帝师元老”称号。

可以说，朱轼是个唯一一个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信任的汉朝重臣，他的一生没有任何污点，更是一个让人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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