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元行书八言对联

黄自元对联鉴赏及价值评估

李元茂

海南日报2006年3月6日的《鉴宝》栏目是介绍清代书家黄自元(1836—1916)的行书对联，这幅对联在去年秋季的海南京海拍卖会上曾经看到过。作品为八字联，内容为“杖策寻山负帙沿水，披林听鸟临池观鱼”，上款写：“联芳仁兄大人属正”，下款落：“敬舆黄自元”，钤白文“黄自元印”和朱文 “敬舆”印两方。以其对联的篇幅之巨和保存完好的程度及其书法艺术的精湛很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对联的质地为纸本，且原装原裱。从外包首看，虽经百年沧桑，显得有些旧气，但画面却保存十分完好，还没有到了所描述的“经历了百多年的老化，已见霉黄”的程度。行话应该说是纸白如新，略显古旧气，偶见浅黄点泛出。这点对于新书画也是无可避免的，对一件百十年的古物来说，当然可以说是不屑一顾了。从保存书画的角度而言，原装原裱的书画能保存到如此程度，可以说是上品中的上品了。从此联这样的品相看，当时多是山西的晋商花高价点名订购的，一般多是压箱底，置而不挂，所以才造成这种品相，与笔者在山西见过的同类东西是相一致的，这些皆是题外话了。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当是这幅对联的真伪与价值评估。对于这幅黄自元的行书对联的真伪及综合价值的评估，笔者聊以三点依据阐述。

一、黄自元对联篇幅的特殊性价值

从黄自元的这幅对联的篇幅而言，高达242厘米，宽49厘米，可说是巨幅对联作品。昔日常见的黄自元真迹对联只是四尺对开的常规尺幅，象这样的巨幅对联真是不多见，诚如介绍中所言：“非高大的厅堂是挂不起来的”。这种格式的书联当时是写来派何用场的呢？这应该说是与中国的古代建筑有关，在传统式的厅堂之上书画的陈设一般是：正面的墙上总是要悬挂一幅中堂书画，中堂书画的两旁配挂一幅对联。与中堂相配的对联一般说来都较短，要较之中堂裱轴的长度短得多，因为在中堂对联的前边要摆置一张条案，条案上要放置一面镜子，镜子两旁放置一对瓷瓶，俗称掸瓶。如果对联过长，就会被掸瓶挡住，对联上的字就看不完整。故这种长对联不是与中堂相配的，而是挂在内门墙或室内柱子两边的。因此说这种对联是中国传统式高大庭堂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书法陈设，而且是民国以前中国传统建筑的特殊陈设形式，尤其是山西的大户人家的一种常见的陈设形式。时过百余年，现代人看起来似乎使用不太方便，但是，从收藏古物与鉴定古代书画的角度而言，这正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时代风貌，是那个时代书画与人文形式的一种见证。这种形式的古书画，人们更看重的是它的收藏价值，而不是它的实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则应是越不实用的东西，收藏价值就越高。

二、黄自元书体的历史价值

从该对联的书法体式审鉴，是一幅地道的行楷书，就书法体式而言，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黄自元那种普通的、馆阁体式的刻板形式，而是一种稍带有一点欧柳精神的自家面目的书法体式，这种体式是有清一代三百年来，经过康乾时期的董赵体式阶段，又经过嘉道时期的金石碑版体式阶段之后，又回归到效法晋唐人的成熟时期的一种书法新体。在清光绪朝的三几十年中，效法金石碑版的体式正在泛滥，黄自元的体式并不受部分写金石碑版者的青莱，说他的字刻板，在黄自元的老家湖南的《安化县志》上就是这样记载着：“黄自元书法欧、柳，失之板。所刻碑板，行世者颇多。”这种评价对黄自元的书法成就并不是很公允的，这是对黄自元的书法没有能够全面的考察的一种成见。看一个书家不能离开时代性这个大前题，更不能离开做人的这个大前题，在这两大前题之下，再来观察一个人的书法成就就可以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如果比论起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又有那位书家能博得“字圣”称号；书林中又有那位书家能脱离时代赋予的那个“板”字的根本特征呢？是赵之谦？徐三庚？还是左中棠？经笔者研究，他们差不多或是形态上变革，或是为取悦市井而增添些彩气而已，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另文阐述）。相对在《湖南省志.人物志》上叙述黄自元的书法较为公允：“黄自元幼从祖父德濂习字，常悬腕书写，锻炼臂力。初仿颜体，又摩柳体、欧体。虽书法屡为更变，不能自辟蹊径，未受书林见赏；但博采众家之长，也卓然自成一家。同治帝之母病逝，被诏撰写神位，跪地悬手写来，工整匀称，受到赞赏，赐以“字圣”名号。晚年所仿《玄秘塔》、《醴泉铭》、《正气歌》等，经周墨香木刻拓印发售，作为当时蒙学习字教材，流传颇广。” 《湖南省志·人物志》上的这种评价，既反映了他学书的过程，也不避讳当时人对他的看法，又作出了他能“博采众家，也卓然自成一家”的结论，同时点明了当时作为最高权力的皇家机构对他的书法所重视和肯定的程度。

历史地评价黄自元的书法，无疑是一种实用书法，这是时代的产物。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实用书法，决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只是“写字”，或者说是书匠式的“写字”。黄自元所处的正是金石碑板书法泛滥，正统派书法与民间派书法抗争的历史时期。金石碑板书法在当时所谓碑学书法，这种书法在矫失董、赵习气式的书法起到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就书法而言，这种书法体式一旦形成习气，必然走向反面，贻误后学。如当时的曾熙、李瑞清的魏碑书法，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黄自元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历史时期，他对扭转当时那种泛滥社会的所谓金石书法的局势，引导社会归到规范尚法的正统书法道路上来，呕心沥血，下了极大的功夫编成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帖》，科学性的分析了楷书的间架结构，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少时曾闻听蒙师宁绍武先生说，在他们少年时代，正是黄自元走红的年代，一本《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帖》竟达到家喻户哓，人手一册，案头必备的程度。宁先生生于1900年，他所说的年代也就是清末民初的二三十年间。民国期间，黄自元所书柳公权《玄秘塔帖》、欧阳询《九成宫帖》，曾由长沙墨香簃书画店刻版印售，开长沙书写刻印字帖之先河。就是在以后至今的七八十年间，其《楷书间架九十二法帖》也久盛不衰。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美术出版社曾重印黄自元的《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和《临九成宫》两种。近年来上海书画出版社又有所再版。可见黄自元为儿童习字打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书法史上的历史功绩是伟大而功不可没的。

三、黄自元的身份价值

在前清道光年间，黄自元出生在湖南安化县的一个书香之家，关于他生平的记载，一是《安化县志》，一是《湖南省志·人物志》，其他典籍均转抄自这两部方志所载，另外还散见一些诗赋之中。从《湖南人物志》是这样记载的：“黄自元，安化县人。字敬舆，晚年自号澹叟。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同治六年（1867）举人，明年，殿试中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九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二年任江南乡试副主考。以事被议削级，旋授翰林院检讨。光绪间，历任河南道、陕西道监察御史，简放甘肃、宁夏知府。在任跨马出巡，考察河工。与耆民李槐等俯仰晋接，借求民隐。精修暗洞，以泄黄河之卤。宁夏人至今利之。后以丁母忧回籍。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起，时湖南巡抚吴大澂率湘军赴山海关一带参战，他随军参赞。及兵败牛庄，遂从海上逃归。从此居住长沙，先后主讲湘水校经堂及成德书院。并与王先谦等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制造机械及电汽灯等件。民国七年（1918）病死于长沙。” 从有关赋诗“鸿爪偶然留远戍，鲎帆依旧返重洋”中也能印证其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起用湘军。黄自元被强诏北上，兵败后从海上逃归的事实。

从黄自元读书、科考、做官，完成着一个中国古代读书人所正常走的道路，在任期间，他能尽心尽责，能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可见他政绩卓著，使当地人民怀念他。由于他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代晚期，国外的机械化工业不断涌进中国，因此他又曾投身企业，做起了实业家，与友人创设机器制造业与电气灯等。但终究以其传统的思想所支配，使他又投身于教育，培育后学，凭着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在湘水校经堂及成德书院任主讲“为诸生析疑解难，勤诲不倦。暇则与王益吾、汪镜清、孔静皆诸先生诗酒往还，讲道谈艺，度其余年”。从黄自元的这些经历可知，他是一个有历史贡献的中国正统派文人。

四、结论

黄自元的这幅行书对联品相上乘，书法精湛，规制宏伟。所写书法与其时代风格吻合，与其个性笔墨相符，无任何仿制的痕迹。从对联的内容以及笔墨情趣审视，当是定居长沙之后那段悠闲日子里的杰作。与黄氏其他书法真迹相较属一幅难得的精品，再根据上述三方面的依据认为，黄自元的这件巨幅对联作品有相当的收藏价值。也可以说，凡是黄自元书法真迹者，都有相当的收藏价值。

2006年3月于徐徐斋

清代榜眼黃自元書法欣賞

殿試卷 – a

殿試卷 – b

扇面 – a

扇面 – b

七言對聯

八言對聯

洒金《楷書八言聯》

詩册

黃自元臨九成宫醴泉銘 – 首頁

黃自元臨九成宫醴泉銘 – 末頁

黄自元《間架結構九十二法》 – 首頁

黄自元《間架結構九十二法》 – 次頁

黄自元《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末頁

黃自元 ( 1837–1918 )，字敬輿，號淡叟，湖南安化縣龍塘鄉人，清末書法家，實業家。生於道光十七年（1837），清同治六年( 1867 ) 舉於鄉，次年殿試列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曾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和江南鄉試副考官。光緒年間，黃歷任河南道、陜西道監察御史，簡放甘肅寧夏知府。在任期間，常跨馬出巡，考察河工，征求民隱；進而精修暗洞，以泄黃河之鹵，寧夏人至今利之。至中年，因丁憂回籍，不復出仕。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廷起用湘軍。黃被調北上，兵敗後，只身自海上逃歸。此後定居長沙，先後主講湘水校經堂及成得書院，與諸生析疑釋難，勤誨不倦。

黃自元出身名門望族，家裏不僅有良田萬頃，更藏得四壁圖書。他從小受傳統文化的浸染和熏陶，有祖輩、父輩的言傳身教，有良師的循循善誘，加上他本人自幼天資穎慧，勤勉上進，在苦讀經史子集之余，尤其傾心於書法。

黃自元自六歲始，從祖父德濂習字。初學顏真卿、柳公權，接著又學歐陽詢、王羲之、王獻之等歷代帖學大家。為鍛煉臂力，求得其筆下的精氣神，他一直懸腕書寫，常年堅持，每日一練幾個時辰。其字學誰像誰，學一家成一家。少小就名滿鄉裏。後來，他幾次參加科舉考試，其書法上的成就也為其榮登皇榜立下了汗馬功勞。不久，同治帝母親病逝，經人推薦，黃自元奉詔進宮為同治帝生母書寫《神道碑》，他跪地懸腕寫來，其字秀雅美觀，工整亭勻，深

得同治皇帝的賞識，當即賜以“字聖”稱號。自此名聲大振，他的字，效仿者不計其數，一時蔚然成風，漸至成為了社會上的通用字範，成為了書生們考取功名的書法標準。他臨寫的柳公權《玄秘塔》、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以及他書寫的《正氣歌》、《間架結構九十二法》等字帖，經由長沙墨香簃書畫店刻版印行，也變得洛陽紙貴，成了人們競相追捧的書法學習最佳蒙本。尤其是其總結自己幾十年書法心得撰寫的《間架結構九十二法》，竟達到了家

喻戶曉，人手一冊，學書之人案頭必備的程度。

黃自元一生書法創作頗豐，尤以楷書名世。其傳世代表作品有《柳公權玄秘塔碑》（臨本）、《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臨本），臨摹作品有《間架結構九十二法》、《張茂先勵誌詩》、《楷書千字文》、《文天祥正氣歌》等，除此以外，他還有大量行、草書墨跡行世，這些寫成了中堂、立軸、條屏、楹聯、斗方、尺牘的書法精品或藏於國內各大博物館，或散軼於民間，或流傳至海外。不僅如此，他還寫得有不少書論，還有其他碑帖流傳。他收集整理了明代李東陽、張弼、祝允明、王守仁等四十三人的詩計書作五十六件（幅），不惜花重金刊刻上石，編印成《明賢詩冊》出版。

黃自元的書法諸體皆能，各種體式的作品都有流傳，存世最多影響最廣的當屬行書和楷書。黃自元的書法藝術尋求雅俗共賞，他的字端莊秀蘊，靜雅內斂，文氣蔚然，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兼及很強的實用功能，其風格特點和審美取向秉承的是晉人鐘繇，羲、獻父子所開創的帖學傳統。其行草書表現得尤為明顯，看得出其書法藝術的取法淵源和傳承脈絡。他學王羲之的《聖教序》、《蘭亭序》，學王獻之的《十七帖》、《鴨頭丸帖》等，在結字上中宮緊縮，不偏不倚，較之前人更為整肅，在用筆上雖缺少變化，但講究筆筆中鋒，神完氣足，用墨則體現出清代人普遍存在的筆酣墨飽的遺風。

黃自元一生致力研究且成就最高的，還是他那被人貶為“館閣體”的黃氏楷書。在中國書法史上，歷朝歷代，書法大家層出不窮，然而在楷書一途能成大氣者並不多。屈指數來，晉有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唐是楷書的鼎盛時期，出現了褚遂良、歐陽詢、虞世南、薛稷、顏真卿、柳公權、李邕等大師；宋代有蘇東坡；元有趙孟頫；明代往後，擅小楷的高人不少，諸如王寵、文征明等，然而以中楷、大楷名世者確乎僅黃自元一人而已。在書法一途，楷書法度森嚴，其規整的結字和用筆缺少隨意性和流動性，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書家個性的表現和感情的抒發，縮小了書法家創造自我的空間。所以，寫楷書最難突破前人窠臼，最難成就一家面目。

正因為上述原因，很多書家僅把楷書作為入門的基礎，因為畏難而不再深究，及至當今整個書壇，在篆、隸、行、草各種書體齊頭並進的情況下，唯獨楷書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幾百年裏再沒有出現一個大家。　在這個前提和背景下，與開一代風氣之先的那些大師們相比，黃自元的楷書盡管有個人風格和面目不鮮明，得整肅而失靈動，多法度而少情趣的種種問題，但其能自成一派，受皇家垂愛，得大眾歡迎，同化一朝一代的審美趣味，引領一代書風，那也絕對是功德千秋的事。哪怕有人貶其為“館閣體”，然而“館閣體”也是獨立一體，在書法史上自當有其重要的位置。就此一項，就當是一代大家。

,楷书圣手，百年内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