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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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大者——杨守敬的书法艺术”正在武汉美术馆举办。展期从2月26日至4月7日，此次展览展出45件作品及部分出版文献以及图片，其中包括杨守敬各个时期的40件书法作品，含《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原稿及5位与杨守敬有过密切交往的吴昌硕、张之洞、张裕钊等友人作品。展览以杨守敬一生的学术历程入手，通过杨守敬与湖北、杨守敬与潘存、杨守敬对日本书坛的影响、杨守敬的朋友圈四个版块进行梳理和呈现。
我们注意到展品中有《学书迩言》原稿，这是清末民初的书法论著,是杨守敬对历代金石碑帖以及书法家等各个方面的论述合辑,具有十分重要的书法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这部著作与杨守敬和日人交往关系密切，杨守敬虽然在日本只待了短短四年，但是他的影响极其深远，被日本书法界称为“日本近代书道之父”。
《学书迩言》：杨守敬与水野疏梅的交往实录
程俊英
《学书迩言》，稿本，一册。此书为杨守敬应日本人水野元直（疏梅）之请而作的书学著述，时年七十三岁。该本高22.7厘米,宽18厘米，为红格十行本墨书，每页书下方印有“老三益”三字,靠右一行之外印有“年月日第号”等字样,每行上下格式成弧形,各页所书行数不等,字迹遒劲，纵横跌宕，古朴自然，字间有涂改之处,共五十页,订为一册。封面无字，首尾略有残损。原稿现藏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八二年文物出版社曾印行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单行本。日本则有大正十五年（1926）出版樋口铜牛疏释所撰之《学书迩言疏释》。今人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亦收录了《学书迩言》。①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封面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学书迩言》内容分为绪论、评碑、评帖、评书四个部分。杨守敬在绪论中指出:“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
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见少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②
杨守敬重视品性和学养，在梁同书“学书三要”的基础上补充了“二要”，指出古代大家，无不具备“五要”的素养，阐明了读书和艺术修养之间的密切关系。
他在绪论中通过对秦汉以来书法史的梳理和六朝碑刻的辨伪，叙述了历代书法的演变和各种碑版的特征。③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在评碑部分，杨守敬将历代百余种碑刻按照篆、隶、真、行草分为四类，并依次做出中肯地评述。如杨氏在评篆书时论《石鼓文》，“或以为大篆，出于周宣王史籀。然以《说文》所载籀文校之，殊不合。郑夹漈以为秦时物，亦无确据。马定国以为宇文周时作，苏绰虽事事仿古，未必有此绝诣。且此鼓已见初唐李嗣真之书品，时代相近，未必遂目为古物。近时有以为周成王时作者，差为近之。常熟杨沂孙学之，自称历劫不磨；吾友吴仓石仿之，亦喧传一时。”④石鼓文为秦系文字中的重要作品，虽从西周金文发展而来，但无多装饰，呈现自然的特征。其笔画匀整，结字疏朗，在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性。⑤杨氏对石鼓文的字体及所作时代进行了详尽地考证，并通过杨沂孙、吴昌硕对石鼓文的临习和推崇，说明石鼓文在秦汉篆书中的重要地位。他从碑刻原石、翻刻、出版与收藏的源流、秦权量、秦诏版、汉印、瓦当、货币等方面分别做了精准地评述。他还认为：“学篆书者，纵极变化，不能出其范围”，并通过对六朝碑刻的研究，总结了篆书的学习方法和风格特征。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杨守敬将隶书分为汉隶和晋隶两部分进行细致地分析，引其师潘存语云：“《礼器》方整峻洁，如楷书之有《庙堂》、《礼泉铭》自是分书正宗。”他对《礼器》在汉隶中的经典地位十分推重，并提出：“学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陈墨卿、陈曼生所以独出冠时，姚伯昂力摹《曹全》，终落次乘者，此也。”⑥他认为《礼器》、《开通斜褒》、《石门颂》等方整、俊逸一类东汉隶书才为隶书的正宗。关于晋隶，杨守敬认为，《孙夫人》、《太公吕望表》《好大王碑》等碑刻，虽为工匠为之，亦有古意，值得研习。
关于真书，杨守敬以为南朝的晋宋之小大《二爨》、北朝寇谦之《华岳》、《嵩高》二通具有分书的体格，为最早入碑版者。他还将魏碑、北碑、隋碑分别做出客观的评价：
北魏《张奢》、《贾思伯》，淳古遒厚，虽剥蚀过甚，而所存完字，皆为至宝；《大公庙碑》、《张猛龙碑》，整方折，碑阴则流宕奇特；《李仲璇》间杂篆体而精劲绝伦；《敬使君碑》，化方为圆，暗用篆笔，而流美无对；《孝文吊比千墓》，瘦削独出，险不可近。皆北朝之杰作也。⑦
北魏造象，至今存者，盈千累万。其最佳者，有龙门之《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谓之《龙门四品》。后又增至二十品。迩来学北碑者，大抵皆从此入手。⑧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他逐一列举魏碑的风格、特征，分析魏碑在北朝碑刻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其推重魏碑的书学思想。清代碑学兴起，从早期的师法隶书，到中期的师法篆书，到后期推重北碑，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贡献最大，杨守敬师北碑的思想和康有为如出一辙。此外，他还对北魏墓志如《刁遵》、《司马升墓志》以及郑道昭诸碑、《泰山经石峪》、《匡喆刻经颂》、南朝小楷的书法风格、作者、出处、藏地等分别作了细致地评述。杨守敬认为，隋代《龙藏寺》、《贺若谊》开启虞、褚之先声；《赵芬残碑》、丁道护《启法寺》为颜、柳之弥祖；虞永兴之《庙堂碑》风神凝远；欧阳信本之《礼泉铭》为楷法极则、《化度寺》最为醇古；褚河南之《雁塔圣教序》最善形状，有劲拔之致；李北海之《李思训碑》风骨高骞；颜鲁公书之气体质厚，不可亵视；他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碑刻的理解和品评，形成了杨氏的碑学思想，亦为其编撰《楷法溯源》以唐为断的重要根据。
杨守敬在《学书迩言》的评碑中还认为，行草入碑始于唐太宗《晋祠铭》，《怀仁集右军圣教序》为学者所宗，宋人书碑多为杂行草，蔡忠惠《洛阳桥》最为整饬，元人书碑之存者以赵松雪为最多等等。这些认识，暗含着其重碑的同时对传统帖学的关注。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在评帖中，杨守敬将帖分为三大类：第一、集帖，包括《淳化阁帖》、《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玉烟堂帖》等三十余种；第二、某一家法帖，包括钟繇《宣示帖》、王右军《兰亭序帖》、苏东坡《西楼帖》等二十余种；第三、小楷帖，包括王大令《洛神十三行》、王右军《黄庭经》、王右军《乐毅论》、颜鲁公《小字麻姑仙坛记》等十余种。这一部分对历代刻帖流传、真伪、优劣等，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评述。如王羲之《黄庭经》，杨守敬指出：“王右军书《黄庭经》，《黄庭经》传本甚多，余见‘宋拓本’与《乐毅》同笔法。又一刻本，则清挺峻拔，是《停云》祖本。《馀清斋》所刻则是褚临。后附右军《霜寒帖》，亦疑褚临，秀雅绝伦。《诒晋斋》刻本则纵横跌荡，如生龙活虎，大抵唐人临本。刘石菴以为光尧御笔，非也。然孙过庭所谓‘书《黄庭经》则怡怿虚无’者，亦不似。”⑨这种对《黄庭经》不同刻帖流传风格的讨论形象而生动。此外，他还以“刚劲”之气论鲁公行书，“古劲绝雅”论怀素草书，可见其对唐人行草的推重，而对刻帖真伪、优劣的考评客观翔实。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杨守敬在评书时以宋代为起点，从苏东坡、黄山谷、米襄阳到赵松雪等五十余位书家，逐一进行了品评。如评苏东坡书，“自是有宋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不能悉举。今略择其最烜赫者，如《快雪》所刻诸札，《经训堂》所刻《楚颂帖》、《烟波叠嶂帖》，皆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出生面。或以掩笔少之，或谓其学徐季海，皆皮相也。《洞庭春色》、《中山松醪》，颇用侧锋，然是坡公本色。《秋碧堂》刻之，亦未为过，故《经训堂》复刻，钱梅溪以为伪作，非也。《送叔诗之岭南诗》，擘窼书，老横古厚。郭兰石跋，谓如‘老熊当道，百兽震慑。’是善形状。”评黄山谷书，“流传者不如苏书之多，而伪迹尤众。若集帖所收手札及墓志稿，尚是真迹。”⑩这一部分对历代书家作品的风格、著作版本、真伪作了客观地判断和评价，持论公允。
《学书迩言》中，杨守敬还对日本书家书迹作了研究。在该书的后半部分，他对日本书家和铭文作了考评，如论日本高僧，“自以空海为第一，殊有晋人风，小野道风次之，行成卿、鱼养又次之。”其所作评鉴客观而恰当，至今仍为日本学界所推重。其评日本铭文《道澄寺钟铭》、《铜灯台铭》，认为“金刻《和铜题名》最为高古，神似颜鲁公”，“《佛足迹记》虽属和文，亦书法之别格，足自立者”等。这些关于日本的碑刻和书迹的考评，体现了他对唐碑的推崇和对日本碑刻铭文风格的肯定。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杨守敬在《学书迩言》序中自述到：
余三十年前，有《平碑记》二卷、《平帖记》二卷，庚辰东渡日本失之。厥后虽好翰墨，未有著录。辛亥避乱沪上，有日本水野元直（字疏梅，福冈人）来从余学书法，求余指示学书门径。余因所藏碑版、集帖，皆陷于鄂城中，无一携出者，但凭记忆，必多遗漏。又念余五十年辛苦搜辑，虽不逮翁覃溪、吴荷屋、张叔未诸先生之精博，然以视并世诸君，或亦未遑多让，如无一字存留，未免负负。
杨氏此书既是为水野所制定的学书方法，亦包括历代书法演变、碑版特征、书法本质、书家风格等丰富内容，穷搜博采，资料简赅，杨氏的碑帖鉴藏和书学思想可从品评中窥见一斑。
杨守敬 《学书迩言》手稿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杨守敬精研书法碑帖数十年，在耄年病中写下了此手稿，亦是一件艺术精品。其书风古朴苍劲，笔力充盈，起笔处多为侧锋，行笔流畅自然，墨色变化丰富。结体上多向右上方倾斜，自然灵动。在章法布局上，通篇行距大于字距，字间有涂改处却与全篇相得益彰，与红色界格形成疏密对比，首尾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学书迩言》在日本刊行时，樋口铜牛将全书分为碑评、集帖、专帖、今帖、行草帖、小楷帖、评书七章，序言移为后记。在刊印的大正本与手抄本之间有些差异和讹误，主要是抄录、修改、取舍、断句上的错误以及排印错误和改动。
①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743页。
②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③杨守敬认为：“秦之小篆，汉之八分，各臻极则。魏晋以下，行草代兴，篆分遂微。然右军之工草隶，所云隶者，即今之楷书，而世传《乐毅论》、《黄庭经》、《东方象赞》、《曹娥碑》等小楷书，结体与分书迥异。今以晋之《爨宝子》、刘宋之《爨龙颜》、前秦之《邓大尉》、《张产碑》观之，明是由分变楷书之渐，而与右军楷书，则有古今之别。”可参见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④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⑤关于石鼓文的年代和研究，可参见唐兰著《石鼓年代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朱天曙著《中国书法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丛文俊著《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330页。
⑥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⑦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⑧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⑨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⑩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杨守敬著，陈上岷注《学书迩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东京学芸大学书道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全日本华人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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