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云飞/文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古代也曾一度称之为“隶书”或“今隶”、“楷隶”。张绅《法书通释．辩体篇》说：“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 “楷”本是法式的意思，张怀瓘《书断》云：“（八分）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所以八分、今草都曾经称为楷书，后世习惯将真书、正书成为楷书。为了行文方便，现在通称为楷书。
楷书的形成同时受到隶书和行书的影响，因为它产生在隶书、行书通行的时期。在隶书强调波挑的时候，民间为了书写方便，在书写隶书时往往不十分强调波挑的形式，这种比较随意的隶书书写方式是形成楷书的因素之一。当然，早期行书也可以是楷书的成因之一。
西晋是楷书的成长发展期，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晋楷书，都是20世纪以来发现的书迹。这些发现的晋人楷书书迹，尽管不是著名书家之手，还很难说代表当时楷书的上乘水平，而且许多并无明确的纪年，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书迹来考察西晋楷书的一般状况，了解西晋这一时期的楷书进程。
《大涅槃经》
（一）晋人写经
写经体是书法与佛教直接关系的产物，因为僧尼、经生或信士女把抄经当作一种功德行为，表达对佛的虔诚。出于礼佛的虔敬心态，抄写时必恭必敬，字迹不但要求清晰工整，而且要美观大方。职业抄写经书的人称为经生，其字成为经生书，字体则成为写经体。经生一般都来自民间，书风不得不受佛教精神和委托人的制约。因此，写经体的书法风格一般为清楚、整齐、自然、安详。由于书写人的书写数量都很大，故又有书写熟练等特点。佛教之外，魏晋时期道教也很流行。陈寅恪曾撰文指出：“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 时人多有抄写道家经籍的癖好，尤其是名家所写之道经更是时人争相收藏的对象。现存晋人写经楷书书迹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晋人写经》，点画粗细均匀，横平竖直，右边点画的收笔多作波磔挑出，隶书的痕迹比较明显，结体方整。
《诸佛要集经》，字形大小基本一律，结体娴熟，匀称而不死板。横画皆入笔用尖锋，收笔滞重无波势，捺笔有波，左细右粗，左轻右重。如“十”字横画重按后略上挑，颇具隶书燕尾之遗意。竖画则现重按后轻收，形成垂针。另外有些字，如“闲”、“欢”等字，结构险峭，呈自然跌宕之势。总而言之，该书迹，字的重心略向左上偏斜，大致具备了成熟期楷书左紧右松、上重下轻的特征。如果把一个字遮去一半来看，左边已纯粹楷书，右边还略有隶书的痕迹。
《大涅槃经》，点画左细右粗，左边的竖笔多作长撇，右边的竖笔多加粗线条并向内弯曲取势，钩挑处隐忍不发，左右两边一收一放、一阴一阳，楷书的特征比较明显。
《法华经残卷》，顺锋起笔，顿按收笔，横画左尖右粗；竖画短促，按锋起笔，嘎然而止；撇画方头锐尾，长撇多具翻飞之势，短撇厚重；捺画作肥笔而不出锋，是侧笔向下顿按写成；竖钩之笔，往往长垂无钩。结体方正。
通过以上几件书迹，可以看出这类楷书书迹它们书法风格的共性是：在笔法上，横画起笔露锋，不作直下的侧锋或逆向的回锋，顺运动趋势按下，干脆利落。由于行笔的速度极快，所以到笔毫铺开时，笔画已经运行过半了，线条显得非常劲健锐利。横画的收笔不像成熟期的楷书那样往下按顿，然后回笔作收，而是取隶书的横势，重按之后往右上挑处，作飘举飞扬之状。撇画重按起笔，往左下方顺势出锋，线条作圆弧状，尖细遒媚，末端略带回转的牵丝，与下面笔画意连。捺的收笔特别粗重，一般不作明显的上挑之势。写点时迅速猛收，兔起鹞落，捷速异常。竖画上粗下细，尾多悬针。钩趯向右的重而粗，十分夸张，向左的小而尖，极力淡化。竖折之笔向内作弧势，使得方围字形，四角挺出，骨架硬朗。总之在笔法上隶书的痕迹在逐渐减弱，楷书的成分在逐渐增加，左细右粗，撇细捺粗，点画线条的变化愈来愈大，形式日趋丰富。在结体上，基本上还是隶书横平竖直、以横向取势的方法。由于作为主笔，引长的笔画是横、撇、捺、竖钩。并且横画取平势且长，竖画短而直，因而字势方广平正。但往往左疏右密、左轻右重、左高右低、左弱右强，显得有点不协调，这种失去平衡关系的结体正是西晋楷书向成熟楷书进化的内在根据。
《诸佛要集经》
（二 ）简牍纸书
在出土的西晋简牍和残纸中（尤其以楼兰文书为主），有不少楷书字迹，通过这些楷书书迹我们可以考察西晋的楷书，尽管这些楷书书迹中有许多都没有确切的纪年。这批早期楷书，出自不同的书手，面貌多样，楷法也各有渊源，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风格类型。
第一种是隶意浓而古质的楷书。这类楷书还带有比较多的隶书笔意，字形多变，有长有扁，但基本上还是平结式。在笔法上横向笔画左低右高，竖钩多是平挑，竖、撇时有翻挑，捺画多作肥笔状。这类楷书估计是直接由“新隶体”演化而来。 这类楷书书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清用》、《正月廿八残纸》、《追惟》、《八月十日》、《马厉封检》、《悼痛残纸》、《日孤残纸》等。
《楼兰残纸》
第二种是部分楷法趋于新妍的楷书。特点是笔画直劲，趋于平正，笔画形态逼进成熟的楷书。这类楷书的共同特征有：横画起笔按锋，收笔顿按；竖画在收笔处驻笔；竖撇，方头尖尾，收笔不在发笔翻挑；捺画，在收笔处驻笔顿按，然后折笔平出；竖钩，竖笔顿按后向左上方挑出。这类楷书在笔法上，最醒目的之处就是笔画的“端部”和“折点”，这是由书写者采用“提按”的用笔方法所致。由于提按写法的大量运用和强调，特别是横画收笔的按锋和撇笔的方头锐尾，使得早期楷书带有隶意的挑笔隐没。笔法的改变必然影响点画形态，从而确立了楷书的笔画形态，笔画的改变势必影响结字的体态，所以这类楷书的体态已经“进化”，与内敛的“王（羲之）书”几乎是一步之遥，只是笔画的丰满程度、结体的精整水平和欹侧的姿态不及“王书”而已。这类楷书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迹有《超济白残纸》、《三月一日》、《济言》、《感情》、《大人》等。
《超济白残纸》
（三） 《三国志》写本残卷
出土的晋人楷书写本《三国志》写本残卷有四件。其中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一九二四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甲本），此卷内容起自《吴书．虞翻传》中“权于是大怒”之“怒”字，止于《张温传》中“臣自入远境”之“境”字。共八十行，计一千零九十余字，中间略有残损。另一件是一九六五年在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的（乙本）（附图，见王靖宪《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之86页）。此卷内容起自《吴书．吴主传》中“至巫山、秭归”中的“巫”字，终于“赦诸军但深沟高垒”的“垒”字，共四十行，计五百七十余字，中间亦有残损。郭沫若先生认为：“就字迹来看，乙种写本当比甲种写本较早，可能乙种是西晋抄本，甲种是东晋抄本，但相距的年代，毕竟不会太长。”
《三国志》残卷
《三国志》残卷乙本，字体颇类写经体。曲笔较多，横画多作俯势，横画入笔多尖细，行笔时逐渐加粗，重按后收笔，形成两个方角，同入笔时的尖锋成为尖锐的对比。有的短画竟近三角形。竖画相反，下笔粗重，收笔变细，或成垂针。撇画不但弯曲，而且出锋。捺画入笔尖细，重按后收笔，故收笔特宽而粗，在整个字中特别突出，以致成为整卷中最有特色的笔画。整个看来，此残卷结字严谨，字形方整，由于粗重笔画较多，故比一般写经显得质拙厚重。
《三国志》残卷甲种本，书写精整，用笔沉稳有力，一丝不苟。横画顺锋起笔，是尖头，但起笔也时有顿按，如“甚、所”等字的长横、“老、也”等字的短横；横折之笔的肩部，不是一转而下，而是发力顿按，出现明显的方折；捺画横卧，作肥厚的波磔；长横、点画收笔时时见挑笔、撇笔的翻挑；竖画、撇画顿锋起笔，是方头；竖钩之笔，明确地向上方挑处。如“蜀、对”等字；此残卷结字以平结为主，平整严密，疏密匀称。一些偏旁部件和单字结构，如“月、欠、直、必”等，与成熟的楷书写法虽然尚有显著的差异，但有许多字，如“大、川、中、第”等，其结体已经进化到欹侧姿致的程度。
综观甲、乙两个残卷，可以看到二者的确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也许与书写者的个性有关。但是两本之间确实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如偏旁部件的写法、结字方式以及残存的隶式，基本一致。如果以后世的成熟楷书作参照的话，甲种本的楷化程度要胜于乙本。难怪后世考证者大都认为乙种本早于甲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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