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晋唐】帝王书法系列
唐太宗 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7—649）留下了二件书法名作，均为刻石，一是《晋祠铭》，另一件就是《温泉铭》。《温泉铭》由唐太宗撰文并书，刻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原石已佚。关于唐太宗学书，书史上有一个故事：“帝（唐太宗）常病戈法难精，乃作戬字空其右而命虞世南填之。以示魏征曰‘朕学世南似尽得法？’征曰‘’惟戬字戈颇逼真’”。一语正中唐太宗之要害。
虞世南书法师智永，得二王之法，唐太宗问书于虞，自然也属二王正脉了。唐太宗酷好右军书，利用特权广收右军真迹，朝夕赏玩。又命萧翼由山阴僧辩才处赚得《兰亭序》真迹，死后是否殉葬在昭陵，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唐太宗没有辜负他的优越条件，他的行书深得右军法，雍容遒丽，笔法生动，写此铭时，唐太宗已到晚年，故而书法圆熟流利，浑然天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前碑刻者为篆、隶、楷书，而行书入碑，应自唐太宗始。这不仅仅是权力的原因，更是唐太宗作为君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体现。
中国历代皇帝中，字写的好的不乏其人，但称的上真正书法家的却为数不多，如唐太宗李世民、赵佶、赵构等几位而已。
《温泉铭》是唐太宗李世民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从记载上看，唐代《温泉铭》原拓不下几十部，尾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书一行，证知确为唐初物。后来原拓失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存五十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之前两页，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化度寺》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中国历代皇帝中，字写的好的不乏其人，但称的上真正书法家的却为数不多，如唐太宗李世民、赵佶、赵构等几位而已。
《温泉铭》书风激越跌宕，字势多奇拗。俞复在帖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风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然而，出于帝王的威严，他对王献之却极为不恭，曾云：“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他讥讽小王之动机，后被宋米芾窥破，米芾《书史》中说得很清楚：“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唐太宗扬大王抑小王，曾影响了初唐的书坛，直至孙过庭《书谱》亦据此论。这一过错，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厉、奔放一路的书风暂时隐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气平和的大王书风逐渐抹上了宫庭色彩，而渐失光辉。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碑额高106厘米，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飞白书九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八月刻，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此碑行书28行，行44字至50字不等。
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实开八大山人之行楷书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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